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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后美国对「新时间」的急切诉求,呼应了日本二战时的开

浏览次数:546发布时间:2020-08-12 04:54:02文章分类: U生活画


译:谢树宽

追忆历史当前时刻[1]

自九一一事件之后,就有一批众口同声的意见意图证明,世贸双塔大楼的毁灭构成了具有世界历史规模的事件,宣告着一个由无边际的当前时刻(the present)所标示的新时间的成立。彷彿透过时光机的输送,美国人立刻被重置于新的时间建构物中,在其中,过去从当前时刻被移除,而历史则从未来被移除了。这个国家被迫发动一场前所未有、无止境的反恐战争,公民们则受命必须活在永恆当前时刻的新真实。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对于新时间的急切诉求,呼应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时的宣告:它宣布要发动全面战争,并呼吁施行紧急应变措施,以动员民众对西方展开无止境的战争,实现它在当前时刻世界历史的使命。

不令人意外地,佩尔(Richard Perle)在入侵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开始不久前,同样也曾要求发起对抗恐怖主义的全面战争,并进一步把它归类为永无休止的战争。这种时间板块变动、让当前时刻漂移的新「时间地质结构」(temporal tectonics),预设的是具重大影响的事件已然发生,超出了标记时间既有形式的框架。随这个重大分水岭的出现,当前时刻一方面被切断了它历史的过去,另一方面也无限期地被剥除了曾提供它各种期待(expectation)的未来。

但是想活在无止境的当前时刻,全心对抗从未见过且未知的敌人, 这种愿望——这愿望如今被用来定义日常生活的座标,并控管它在政治上会引发危险的过度滥用——不仅被那些藉世贸攻击事件攫取立即政治机会的人所夸大,实际上也是对我们都已生活过的当前历史的误解。如果有任何时间轴上的事件可以标誌时间的转折,那必然是柏林围墙的崩塌与随之而来的冷战结束,即使这其实是一个漫长酝酿过程的最高点。

事实上,对时间秩序的攻击,已被一段特定历史进程予以放大:标誌这个历史进程的,除了有柏林围墙的倒塌,还有共产主义思想之不复存在,儘管此一思想曾在实际社会主义体制被实践,被当作革命愿景加以传递。[2]除此之外,事件之后多个基本教义主义(fundamentalism)的同时出现,也让过去、现在(当前时刻)、未来这辆三头马车与历史之间的关係鬆动,对既有时间化的形式(forms of temporalization)提出了立即的质疑。柏林围墙看似突然的崩垮,以及混合了现代性(modernity)与仿古论(archaism)的各式运动的出现,让未来的概念就此被移除,或至少是无限期地被延宕——这个未来的概念曾被召唤来形塑当前时刻的经验以及当前时刻不停向前运行的目标。在社会主义制度崩溃之后,更好未来的承诺也为之破灭,受混乱讯息所驱动的新基本教义主义与本土主义(nativism)转而投向模糊暧昧的传统,以回应当前时刻遭逢的困境,同时认知到曾提供期待前景之未来的破产。

不过我们也知道,这个反射动作,在相对于工业化西方(欧美)或已被纳编入全球市场或曾被西方殖民的边陲地区,早就被推广传颂;它反映的不只是不同的时间性/时间秩序体制(regimes of temporality)之间的冲突,更重要的是反映了资本主义带来的始终不均衡的状态。在这些区域,对于未来—— 进步——的承诺,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蹂躏破坏而出现。这个遭遇揭示了早期亚洲、非洲人民抵抗、克服当前困境的尝试和近来基本教义主义运动之间存在着有趣的对应关係。

二者皆体现了,仿古的冲动(不管是如何被「发明」的)如何被接架于现代的做法中。[3]而今日明显的差异在于,这些实践不再把可预见的未来设想为鼓舞启发当前时刻的前景。不过它们蕴涵的重複性质一致显示的,是一个不同的、通常已被资本主义以及当道的历史叙事形式所抹除的时间秩序——后者尤指十九世纪历史学所宣扬的民族国家成就与所谓的现代性。[4]不断受压抑被视而不见的,正是贯穿葛兰西的「南方问题」(Southern Question):它对主流历史文化的挑战,以及由一个被预设之未来所驱动的进步式时间概念。由于一种以欧美为範本的策略建立了实现「现代性」的标準範式,世界大部分地区都笼罩在其阴影下,注定了它们无止境的发展延迟和必须迎头追赶的遥远展望。早期,转型的模式是民族国家,象徵着最终对时间的征服。不过,在晚近的历史,民族国家的例子已被政治、经济的发展策略所补充甚至取代。

当未来的进步承诺已经成空,未来脱离当前时刻经验所带来的是对新时序体制的诉求,宣告「当前论」(presentism)来临。对未来期待的移除,是冷战结束的必然结果。不过,与冷战相关的观点主要是源自一个较特殊的现代性概念,藉着把其目的等同于某种进步的承诺,它已成功且忠实地置换了它与资本主义和帝国扩张的关係。新近的民主化诉求必须单纯被视为这种历史置换的回音,它揭示的是一个已穷尽其力的叙事,其老旧破损的形象正反映它在试图把当前时刻的时间性定位成无止境的绵延(duration),毕竟它不再需要依赖它与过去和未来的关係。这种呈现方式试图遮掩的是不同时间性之间的冲撞。

一个由资本及其海外扩张所要求的世界标準时间——一个新的帝国主义化的时间——随着它建立世界市场并鼓吹殖民剥削,与各种地方的时间和生存模式发生冲突。这并不是说分裂的或混合的时间性在欧美的工业核心地区事先不曾存在,而是说扩张让我们得以注意不均衡的实例,正如将偏远地带分类为「延迟」和「停滞」。现代工业化社会中一个成功的「魔法」便是隐藏这种自身内部的不均衡性,也隐藏其相伴而生、用以规範生活节奏的各种混合的、往往是「不协调的」时间性,让不均衡性变得像是纠缠非现代(nonmodern)地区的问题。[5]不过我们知道资本主义一直充满着其他先前的生产模式的残余物,而马克思(Karl Marx)所称的形式吸纳(formal subsumption)——劳动力对资本的部分从属——将持续与实际吸纳(real subsumption)过程及商品形式的完成同时并存,直到最后。

就这层意味来看,不均衡性的不断製造与再製造,是资本主义资本积累「律则」的条件。2005年卡翠娜飓风在纽奥良和美国墨西哥湾区造成重大灾害后的救灾过程,可说是悲剧性的反讽:媒体立刻发现到在美国境内一个第三世界的存在,必须面对所有过去仅限欧美以外地区的种种不均衡现象。顷刻之间,大自然的力量可以轻易拆毁包覆着当前时刻的外皮,显露它内部长久深植的历史不均衡性(属于南美洲和其他地区的「南方问题」中的意象),而非与资本和国族相关的同质性的时间。[6]

911事件后美国对「新时间」的急切诉求,呼应了日本二战时的开
被海水淹没的纽奥良。

正是这个幽灵——以其「不同时代之同时出现」(noncontemporaneous contemporaneity)形象——以猛爆性基本教义主义形式,融合了古早时期与现代、过去与现在,回过头来纠缠着当前时刻,提醒我们历史的似曾相识,并且将不同的生存模式焊合在一起,意图克服生活中不断被複製的不均衡性。

更重要的是,这些现代与古代、新与旧、此处与彼处、当代与本土暧昧的掺合物的链结一直存在着,提示着我们,「不同时代同时出现」的时间折射总是挥之不去。就这层意义而言,南方问题成了不同的时序体制(及其指涉物)并存的历史性譬喻。人们相信,现代性概念所保证的进步(甚至是晚近资本主义意识型态将所有社会提升到同样水平的承诺)将克服不均衡的规律,填补因为落差与延后造成的差距。为了未来的保证,必须把当前时刻所生成的不幸与差异从记忆中抹除。但是当现代性理论开始依附于进步与理性——正如它在冷战期间以某种现代化(modernization)论述呈现的状况——不均衡的样貌在科学与技术的判别标準下已变得模糊。

在布洛赫(Ernst Bloch)的经典论述里,不同时代之同时性,标誌的是1930年代初期德国所见证的重大政治效应:一种与法西斯主义有关联的不均衡性。如布洛赫所观察,当时不同时间的并存反映了新事物与传统(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断裂,以及他所谓的主体「对当下已被消音的无慾望(muffled non-desire for the Now)」,以及「『在精神层次』已丧失的」「贫乏的中心」。[7]与之相反,柯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则在稍后企图将这个形象转变成中性的範畴,隶属于「自然主义编年史(naturalistic chronology)底下⋯⋯将历史序列做差异分类」的体系。[8]

两人基于不同的理由都相信不均衡性是个暂时的休止;一旦历史条件改变了(例如革命式乌托邦主义或是启蒙主义式的进步), 这个不均衡最终将会消失,不论激发改变的是政治的现代化或是经济的发展。柯泽勒克意图将时间的折射中性化,其代价是他对含纳混杂时间性的自然编年史之本质未置一词(参见FP, 84)。当然,二者所见都未能超出欧洲社会的疆界,也未能突破以进步式发展为基础的时间观,儘管布洛赫「掌握此刻」的诉求类似于班雅明弥赛亚式的时间分裂(messianic temporal secession),可应用在任何地方。

基本教义主义在我们的时代浮出表面,呼应着漫长且往往被压抑的斗争历史。它代表的与其说是与既有时间秩序的断裂,不如说是个被压抑而复返的游魂。它的再次出现提示了我们这样的历史观点:当前时刻总是提供了让过去在当前时刻不断演出的舞台。这种结合揭示的是胡塞尔(Edmund Husserl) 设想过的「『加厚的』当前时刻」(“thickened” present),[9]这个当前时刻充满了不同时刻和时间性的轨迹,被各种沉澱物重重压着。他提到了如「彗星尾巴」的「持存」(retention):它们在肇始的事件已经经过许久之后,依旧持留。[10]胡塞尔同时也用了音符在旋律上已被接续但音韵仍未退散的例子。这里值得提醒的是,胡塞尔时间意识(time consciousness)的概念是与「生活世界」(lifeworld)概念扣连在一起的。

与「日常」(the everyday)不同的是,生活世界并不考虑经验世界和历史, 因此人们得以检视一个时间首次进入意识的状态,亦即「一个意识进程中内在性(immanent)的时间」,也是咸认在主体中最为主观的部分。[11]现象学,在本身科学诉求的驱策下,目标是要避免成为仅是一种形式的内省。因此,它试图摆脱一般对经历过的时间(lived time)的描述,以釐清时间意识的基本特徵,到达「最终的一个无尽客观的时间,当中所有事物和事件——身体及其实体的属性、心智及其精神状态——都具有它们明确的时间位置,可以让我们藉由计时器来加以判定」(PIC, 7; PIZ, 7)。至于前客观时间(preobjective time),它是「对过去的修改的时间流」以及一个持续涌出的当下(PIC, 74; PIZ, 71- 72),一个生活经验的流变:在其中,原初印象接连出现,每个都受限于它空洞的「前摄」(protention)视野(未来),以及如同彗星尾巴般拖曳的持存。

在这个过程中,主要记忆的原初特质被降等、模糊、消抹。不过,依同样的道理,「再记忆」(rememoration)也在此出现——再记忆意指「古老感知、期望的再製,它对即将到来的感知是开放的」(参见PIC, 33-36; PIZ, 33-34)。[12]在这样的情况下,被特别标记出来的当前时刻是可被流动的意识感应的,而它所形成的厚度则由持存与前摄不断混杂而成。然而,如果把这个当前时刻的图像与经验生活(历史本身)排列在一起,让抽象的「生活世界」为实际被经历过的「日常生活」所取代,这个日常生活是由身体与世界互动所不断形塑的,可摆脱内在意识之囚牢——简言之,这个日常生活即世界性(worldliness)与反身性(reflexivity)。如此我们便可设想一个当前时刻的模式,它涵盖来自其他生产模式的不同操作,有着混合的时间体制在宣告它们与各种时间之间的相依属关係——这些时间或许已成过去,但仍因其相对应的政治诉求而被保留。

不论如何,这个胡塞尔式体系的再度落实带领我们靠近资本的世界及其底下的各式时间性,这些时间性拥挤着要突破国家形式之同质性时间所打造的虚假表象。在这里,我们可以将历史当前时刻的厚度等同于前述的「不同时代之同时性」。更进一步来说,将「生活世界」再实体化,使之进入「日常生活」的过程,早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大革命之后就在欧美与日本的工业化世界及其殖民地展开。[13]这个在两次大战之间发生的转型(户坂润视为是「哲学的日常化」)[14]试图重新思考政治与文化在大众工业社会中的关係——尤其是两者的分隔——并且把日常生活定位成它们得以重新结合的场域,以及对上层文化与国家政治经济体的批判。

相关书摘 ▶三岛由纪夫的新法西斯奇观:将国家改造为文化记忆的主题乐园

注释

[1] 除非特别注明,所有译文皆出自本人之手。这篇论文受益于我在几个机构以不同版本所做的口头发表,此处谨誌我自芝加哥大学、密西根大学、社会研究新学院、早稻田大学与华盛顿大学所得到的协助。我同时也感谢Kristin Ross、Carol Gluck、Hyun Ok Park对初期修订版所做的评论。

[2] 参见François Hartog, Régimes d’historicité: Présentisme et expériences du temps (Paris: Seuil, 2003), 12-13;以下简称为RH。

[3] 在十九世纪帝国向非洲与亚洲大肆扩张的时代,资本与世界市场需求的代表, 以及非自主被捲入市场扩张的本地民众,两者之间的接触往往引发激烈且暴力的冲突。新形式被揉合到既有做法和信仰,以对抗入侵者和被剥削的威胁。可确定的是, 这些基本教义派皆具有特殊地域性,例如中国的太平军与义和拳、日本的神风连之乱、印度的土兵兵变(Sepoys)、苏丹的马赫迪(Mahadists)等等。他们体现传统信仰与新思想的掺和——通常包括新的军事技术。他们除了反映地方与文化特色之外,也都传达了对于一个不同的时间性、一个新的当前时刻的相同渴望。

[4] 这里必须指出,国族时间(national time)与资本时间(the time of capital)并不相同,儘管在历史实践中很少被做出区别。国族时间有着準确定时的纪念日、国定假期等等的时间表,在线性时间中被外部化,固定地朝一年的终点行进,然后在每个新的一年又不断被重複(日本至今仍严格遵循帝位纪年的规定)。不过资本时间则较为複杂:它表现出类似国族时间的平顺、无断裂的表面,但是它的功用也在统合时间关于生产、流通、分配等层面巨大的歧异——即不均衡的时间——并因此统合了各种因分工而导致的不同时间进程。如果说国族时间如Hyun Ok Park 所主张的是将经验抽象化成「单一空间意识」(single spatial consciousness),提供一个必然同质且「跨历史的」容器,承载资本的历时性时间进程,那幺资本主义时间则是将全球置于日常和地方的层级,将之鬆动并区隔为异质性的单位(Hyun Ok Park, Two Dreams in One Bed: Empire, Social Lif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North Korean Revolu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38, 39)。

[5] Daniel Bensaïd, La Discordance des temps: Essais sur les crises, les classes, l’histoire (Paris: Editions de la Passon, 1995).

[6]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83), 30. 在他对于民族主义着名的描述(兼具同情地捍卫)中,安德森提到了一种在现代出现的「共时性」(simultaneity)概念,他将之等同于班雅民(Walter Benjamin)所设想的「同质的、空洞的时间」。在这种等同下,「横断」(transverse)与「跨时间」(cross-time)所指的不再是先前中世纪「完成」的形象,而是藉由时钟与日曆所达成的「时间的一致性」。安德森将这种转型归因于印刷术资本主义的发展——报纸与小说——尤其是它们的连载形式,提供了「『再现』国家这类想像的共同体的科技管道」(Ibid.)。彼此互不相识的人们藉由阅读每日的报纸或小说,得以因共时性而连结在一起。安德森对于国家依赖共时性概念让人民同质化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不过他所提出的意识型态建构却正好忽略了在任何大城市里的人们每天必须互相协调的多重时间;这些多重时间终将让人们彼此分隔,而这是日常生活的层次上国族时间所无法克服的状况。

[7] Ernst Bloch, Heritage of Our Times, trans. Neville Plaice and Stephen Plai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108.

[8] Reinhart Koselleck,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trans. Keith Trib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5), 94; 以下简称为FP。

[9] 引自Stephen Kern, The Culture of Time and Space, 1880-191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82. 根据Kern 的说法,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与罗益世(Josiah Royce)将这现象称之为「似是而非的当前时刻」(specious present),它的长度或是扩展的限制各有不同,它的「厚度在不同环境下也有差别。」两人都是在回应休谟(David Hume)对时间是由不同片段构成并聚集为较长的绵延的说法(Ibid., 83)。

[10]Edmund Husserl, On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Internal Time, ed. Rudolf Bernet, trans. John Barnett Brough, vol. 4, Edmund Husserl: Collected Works (Dordrecht: Springer, 1991), 37; 以下简称为PIC。参见Husserl,Zur Phänomenologie des inneren Zeitbewusstseins, vol. 10, Husserliana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66), 35; 以下简称PIZ。

[11] 引自Krzysztof Pomian, L’Ordre du temps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1984), 337。

[12] Ibid., 337.

[13] 参见John Roberts, Philosophizing the Everyday: Revolutionary Praxis and the Fate of Cultural Theory (London: Pluto Press, 2006), 16-58。

[14] 户坂润,《户坂润全集》,5 vols. (Tokyo: Keiso Shobo, 1966-1979), 4: 182。

书籍介绍

本文摘录自《历史的记忆与日常:资本主义与东亚批判研究——哈若图宁选集》,国立交通大学出版
*透过以上连结购书,《关键评论网》由此所得将全数捐赠儿福联盟。

作者:哈若图宁(Harry Harootunian)
译者:陈春燕、王梅春等

哈若图宁(Harry Harootunian)为美国学界重要的日本研究学者,曾以意识型态批判方法及比较研究,带动一波新兴的日本研究,挑战传统方法学。此外,他长期关注区域研究及后殖民研究、全球化研究的结构性盲点,并不时提出关于历史书写之评述。出生于1929年的哈若图宁至今治学不辍,2015年末方才出版Marx after Marx,为近年马克思研究一大盛事。

本书特色

本书选译其学术生涯中具有代表性的数篇论文,藉机反思:以亚洲为焦点的研究,如何与其他地域互为参照,而历史研究又如何看待理论与实证档案之间的关係,如何深化对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自省。本书并邀得国外东亚研究学者及马克思主义专家,析论哈若图宁曾提出的问题,并探究这些问题在此刻的意义。

哈若图宁结合批判理论与文化资料分析的日本研究,是东亚研究、历史学研究不容忽视的方法框架。他以「日常生活」视角透析现代性、他对「时间性」做为区域研究方法伦理的坚持、以及他对现下新帝国主义与新法西斯主义的抨击,更值得研究现当代的人文学、社会科学学者与学生参考。

911事件后美国对「新时间」的急切诉求,呼应了日本二战时的开